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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疆域大致范围及国号沿用了多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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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全部崛起于山西汾河流域,初都翼,亦称绛(今山西翼城东南),后迁新田(今山西曲沃)。春秋初疆域尚小,晋献公时(前676-651年)积极向外拓展,先后向西兼并了耿(今山西河津南),并占领黄河以西的一些地方;向北兼并霍(今山西霍县西南);向南吞并了魏(今山西芮城)、虞(今山西平陆)、虢(今河南陕县)等国;又打败北狄,战胜骊戎,于是南据河南崤(崤山)函(函谷关)天险,西及河西与秦接境,北与狄为界。及文公时(前636—628年),因兴兵勤王,周襄王赐以南阳的阳樊、温、原之地(今河南北部济源、武陟一带),并东夺郑之虎牢、卫之殷墟及鲁国地等,势力又侵入山东,疆域更见扩大。到春秋中期,略有今山西大部(除去北部外)、河北西南部、河南西北部、陕西东部和山东的西部,纵横跨今五省境。

  众所周知,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是一部各民族、各国家不断融合的螺旋形历史,在这一漫长过程中,各民族和各国家均创造出了无数的先进文化,这些不同的先进文化万涓成流,终于汇聚成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哺育着一代代华夏儿女。两周时期正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列国纷争、群雄逐鹿,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竞相斗艳,其结果是思想和文化领域的空前绝后的大发展,它给中华文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提到这段历史,我们就不得不提到晋国及其创造的灿烂文化,直到今天仍有许多晋国历史的典故为妇孺所知,广为传诵。如秦晋之好、楚材晋用、退避三舍、刳骨奉君、赵氏孤儿、病入膏肓、高山流水、掩耳盗铃、三家分晋等等。因此,在这里简要重温晋国历史和了解晋国考古的重大成就,对我们深入了解晋文化,进而更全面地探讨两周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殷周之际,在太岳山西麓的浍河中上游流域有一个古老的唐国,其范围相当于今山西南部翼城、曲沃和绛县之间。古唐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其先祖为我们耳熟能详的陶唐氏――帝尧。西周初年,武王死后不久,唐国参与了管叔、蔡叔发动的叛乱,被周公一举歼灭。为了加强对唐地的统治,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周成王将其胞弟叔虞封于唐地。《史记·晋世家》记载: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同时还记载了叔虞封唐这一事情的经过: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此记载虽有些戏说的成分,但它某种程度上还是反映了周初分封这一政治事件的历史背景,其深层的原因就是为了捍卫千里王畿,为了新兴王朝的统治。

  叔虞封唐时,举行过隆重的授土授民仪式。成王赐叔虞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帮其建立新政权;此外告诫他在唐国这块领地上要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左传·定公四年》)。这一系列举措使叔虞能够得以顺利地开始管理这个新国家。

  唐叔虞死后,其子燮父继位,将国号由唐改为晋,燮父也改称晋侯。晋这个国号一直沿用了近700年,如果将韩、赵、魏三晋也算在内,那么晋国的历史就接近900年。

  从叔虞封唐建国,历经晋侯燮父、武侯宁族、成侯服人、厉侯福、靖侯宜臼、釐侯司徒、献侯籍、穆侯费王共为9世。公元前785年,晋穆侯死,君位被其弟殇叔篡夺,太子仇被迫出逃。四年后的公元前781年,太子仇卷土重来,袭杀了叔父殇叔,夺回政权,是为晋文侯。这次内乱似乎对晋国社会的影响不大,但它却成了晋国后来长期内乱的先声。

  晋文侯在晋国历史上是一位杰出的君主,公元前771年,与郑武公、秦襄公联合勤王,保驾周平王东迁洛邑,稳定了东周初年的局势。因护送平王东迁有功,周平王对其进行了嘉奖和赏赐。在晋国历史上获此殊荣者仅有三人,即唐叔虞、晋文侯和后来称霸天下的晋文公重耳。晋文侯果然不负周平王的殷切期望,于公元前760年擒杀了非正统的携王,结束了周王室长达十年的二王并立的局面,成为再造周命的功臣。尽管如此,晋国在当时的诸侯国中仍是地方百里的偏侯,无论其政治还是经济实力,远不能与齐、燕、楚等国相比。

  晋文侯晚年,随着周王室的衰败,晋国也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公元前746年,晋文侯病死,其子继位,是为晋昭侯。晋昭侯忘记了其父袭杀殇叔夺回王位的艰辛,将其叔父成师封于曲沃,号称曲沃桓叔,为自己种下了一颗难咽的苦果。从此,晋国开始了长达六、七十年的争夺王位的内战,经过一次次的血腥屠杀,公元前678年,桓叔之孙曲沃武公一举消灭了苟延残喘的晋公室,最终以曲沃旁支代宗的方式结束了长年的内乱,统一了晋国。史书将这一历史事件称为曲沃代翼,它是晋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晋国由此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难怪春秋中后期的晋人把始祖叔虞和其后的十代国君都给遗忘,却唯独崇拜曲沃武公。

  曲沃武公被周王室正式列为诸侯之后,仅做了两年的国君就死了,其子诡诸继位,是为晋献公。献公初年的晋国仍是偏侯小国,且其周围小国林立,戎狄杂居,经常流窜到晋地掠夺骚扰。而此时的齐、楚、秦都已成为地方千里的泱泱大国,对晋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为了发展晋国的经济与军事实力,能与诸侯争霸天下,晋献公先从巩固政权入手,进而扩大晋之领地范围,使晋国走上了勃兴之路。

  晋献公作为曲沃小宗的后代,亲眼目睹了其父武公同晋公室的血腥搏杀。为了避免这种强宗逼君的被动局面,防止历史悲剧重演,晋献公召集亲信,策划铲除了已经成为晋国新贵族的桓叔、庄伯的支庶后裔,巩固了自己的政权。之后又经过扩建绛都和发展军事力量,对周围的小国进行了逐步兼并。正当晋献公的霸业蓬勃兴起之时,公室内部最年轻漂亮的夫人骊姬导演了一起以庶代长的争夺君位的内乱。在这次内乱中,太子申生自杀,次子重耳和三子夷吾出走。公元前651年,晋献公病逝,骊姬所生之子奚齐终于如愿以偿继承了君位,但不久就被大夫里克、丕郑率三公子的私属杀死在献公灵前。接着,大夫荀息又册立骊姬娣子卓子为国君,里克等又诛杀了卓子。在这种情况下,公元前650年,夷吾首先返回晋国做了国君,是为晋惠公。晋惠公的继位并未使晋国从骊姬之乱中摆脱出来,反而由于其对内党同伐异,对外言而无信,使晋国处在内忧外患的危险之中。公元前645年,晋国同秦国终于在今河津、万荣之间的韩原爆发了战争,晋国在这一战役中遭到惨败,晋惠公及诸大夫成为秦国的阶下囚。最后,晋国被迫答应秦国的条件,割让五城,并且送晋太子(公子圉)为人质才换回了晋惠公。骊姬之乱和韩原之战中断了正在勃兴的晋国,推迟了晋国称霸天下的进程。直到公子重耳结束了其逃亡生涯,归国执政,才使晋国真正走上了称霸之路。

  重耳是晋献公五位公子中最具才能的一位,其命运坎坷,在外逃亡19年,先后流亡于戎狄部落、齐、卫、曹、宋、郑、楚等国,历经艰辛和磨难,最后来到了秦国。公元前636年,在秦穆公的帮助下,重耳打败了新即位的晋怀公(公子圉),重返晋国,登上了王位,是为晋文公。

  晋文公的聪明才智和流亡生涯成为其宝贵的政治财富,为晋国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即位之后,立即展开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改革,并且很快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他即位的第二年,周王室发生叛乱,周襄王的异母弟王子带与狄人联合将周襄王驱逐出成周,自立为王。周襄王逃奔郑国,郑国遂向晋告急。晋文公抓住这一政治良机,亲自带兵迅速平息了叛乱,并护送周襄王重返洛邑。感激之余,周襄王将成周王畿内的八个城邑赏赐给晋国。这一举措令各诸侯刮目相看,晋国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但与霸主地位还有很大距离。当时实际控制各诸侯国的是楚国,因此,要想独霸天下,必须先征服楚国。

  位于南方的楚国,由于地处荆蛮,一向为中原诸国所鄙视。早在两周之际,楚国就吞并了隔在它与中原之间的许多小国,势力逐步向黄河流域发展。公元前638年,宋楚之间发生了争霸的泓水之战,楚国大胜,自此一役,除晋、秦、齐三国外,其余诸侯国皆朝贡楚王。公元前634年,宋国叛楚归晋。第二年,楚国派兵伐宋包围了宋都商丘,宋向晋求援,晋楚之战一触即发。

  楚国围宋使晋国出师有名,但晋国仍不愿主动与楚国交锋。晋文公采取一系列迂回战术,诱使和逼迫楚国主动出击。最后,楚国终于按捺不住,在城濮与晋军展开了决战,结果晋军大获全胜。城濮之战是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它大挫了楚国的锐气,此后,楚的盟国纷纷背楚而投向晋国。同年五月,晋文公又请周襄王到践土(今河南荥阳)大会诸侯,襄王立晋侯为晋伯,可以王命讨伐诸侯。自此,晋国确立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霸主地位。

  晋文公是晋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君主,他执政虽仅有八年,但他却使晋国由甸服偏侯发展为雄踞中原的超级大国,并开创了晋国的霸业,建立了以晋国为中心的政治秩序,为晋国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城濮之战的胜利,虽然开创了晋国的霸业,但大国争霸的战争并未减少,晋与秦、楚、齐大国之间就是如此。其中历史上著名的战役有公元前628年秦晋崤之战,公元前597年的晋楚邲之战,公元前589年的晋齐鞍之战,公元前578年晋秦麻隧之战,公元前575年的晋楚鄢陵之战等。几十年的战争使晋国的实力受到极大重创,同时晋国内部的政权又遭到大夫严峻挑战,期间虽有下宫之役这样公室对卿大夫斗争的胜利,但仍不能摆脱其他卿大夫的专政,一时间晋国内外交困,霸业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公元前573年,孙周在新田继位,是为晋悼公。悼公针对晋国出现的危机,对内对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重振了晋国的霸业。但好景不长,悼公在位只有16年。公元前558年,悼公去世,十岁的太子彪即位为平公,六卿把持政权,政出多门,诸侯无所适从,悼公的霸业开始衰落。此时的六卿对大国争霸已不感兴趣,他们最关注的是如何兼并土地和夺取政权,其次是探寻一种新的统治方法。同时各诸侯国也对多年的战乱深恶痛绝,普遍要求弭兵停战。公元前546年,晋楚等十四国盟于宋西门之外,楚国争盟,晋让楚先,从此结束了晋国独霸的时代,形成了晋楚共霸的局面。公元前482年,晋吴会于黄池,吴王列兵劫盟,晋国只好退让,标志着晋国霸业的正式结束。

  从公元前557年晋平公即位,到公元前453年的百余年间,是六卿专政到三家分晋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两期,前五十年六卿轮流执政,能够维持一种相对均衡的政治局面,但他们暗中都在加紧增强经济军事实力,为下一步的兼并做准备。后五十年为六卿兼并时期,先是赵、韩、魏、智四氏消灭了范和中行氏,后是赵联魏、韩灭掉了智伯并尽分其地,最终形成了三家分晋的局面。三家分晋后的晋国公室虽然还存在,但实际是徒有虚名。公元前403年赵、魏、韩三家被周威烈王册封为诸侯。公元前376年,最后一任晋国国君晋静公被废为庶人,晋国彻底消亡,泱泱春秋晋国由三晋继承并得以发展。

  三家分晋是中国历史转折的重要标志,许多著名历史学家都主张以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作为中国古代史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界线,看来不无道理。

  从公元前453年开始,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期。这时的赵、韩、魏三国虽然还未被周王室正式册立为诸侯,但其实力早已跃入诸侯行列。经过春秋时期的兼并,西周初分封的一百多个诸侯国此时仅剩十几个了。其中号称战国七雄的赵、魏、韩、齐、燕、楚、秦七国,从晋国分出的赵、魏、韩三国均在其列,其它四国均为春秋时期的老牌大国,由此可见晋及三晋的实力。三晋除了具有雄厚的基础之外,加之素有变法革新图谋富强的传统,因此在战国早中期始终处于各诸侯国的前列。

  三晋中最大的是赵国,其疆域以山西的太原和河北的邯郸为中心,占有山西中部、北部、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和河北省的东南部以及豫北、鲁西的部分地区。魏国的疆域比赵国略小,其占据山西西南部、东南部部分地区和豫北、豫西及陕西黄河沿岸地区。韩国的疆域最小,其占有今临汾地区、运城地区的一部分和晋东南的大部分及河南的中部等地。

  经过战国早期的变法、发展和向外的扩展,战国中期的三晋已占领着北到大青山、南至南阳、西起西河郡、东与齐燕相交的广大地区,包括了今山西全境,河南、河北的大部分,山东、陕西和内蒙的一部分,是秦国东进中原的最大障碍。三晋若齐心协力,就没有秦国的崛起和挺进中原;然而三晋却明争暗斗,相互削弱,恰恰给了秦国可乘之机,使其步步向东逼进,最终被秦国一一吞并。公元前230年,韩国灭亡。公元前225年,魏国灭亡。公元前222年,赵国彻底灭亡。至此,在晋国基础上分出的韩、魏、赵三国,经过了二百余年后,最终被秦国完全兼并。公元前221年,秦一统天下,结束了战国时代,中国进入了帝国时代。

  山西是晋和三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全省大部分地区可随处发现有关晋国的遗址和墓葬。山西考古五十年的历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晋国考古的一系列重大发现,这些发现与研究使我们对晋国历史和两周历史有了全新的认识。

  山西两周时期考古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六十年代对侯马晋国遗址开始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侯马晋国遗址即新田遗址,是为公元前585年至前403年晋国的都城。晋国在此建都182年,经历了由强变弱直至三分公室的历史过程。晋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光辉灿烂的文化均源于此处。60年代初的第一次发掘就发现了引人瞩目的铸铜遗址,发现陶范30000余块,其中有花纹者约10000块,可辨器形者约1000块,可以配套又能复原器形者约100件。通过与这些陶范对比,可以发现山西浑源和太原赵卿墓所出铜器大多数产于此地。此外河南、河北、陕西、内蒙等省也发现了明确出自侯马铸铜遗址的铜器,由此可见晋国铸铜业的制作水平及规模非同凡响。

  60年代的另一重大发现是侯马盟誓遗址的发现,其中出土盟书5000余件,文字可辨识者656件,每件少者10余字,多者200余字,多用朱笔在玉石片上写成。盟书一经发现就轰动了学术界,其内容大致反映了晋国晚期赵氏与范氏、中行氏之间尖锐的斗争情况,是研究晋国史和中国古代史十分难得的资料。

  除了60年代的侯马考古大会战外,新田遗址的发掘研究工作一直在陆续地进行。其中重要的还有牛村、呈王、北坞、平望、台神、马庄、白店七座古城的发现,石圭、制陶、骨器等作坊的发现,南西庄、一公司、煤灰制品厂等祭祀遗址的发现以及上马、乔村等墓地的发现。这些发现对我们认识和研究晋国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等领域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考古工作者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致力于寻找晋国的始封地,而天马――曲村遗址

  的发现与研究正反映了这一艰难的探索历程。该遗址位于翼城县和曲沃县的交界处,总面积约1000万平方米,是迄今发现面积最大的西周遗址。1963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与山西省文管会联合进行了首次调查试掘,1979年进行了第二次调查试掘,1980年至1990年进行了七次大规模发掘,但最重大的发现要算90年代晋侯墓地的发掘。

  80年代末期,晋南一带盗墓活动猖狂至极,盗墓分子将黑手伸向了两千余年不被人所知的晋侯墓地。为了保护这千年遗产,从1992年至2000年,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进行了六次大规模发掘,2001年和2002年又对剩余的陪葬墓做了发掘。至今共发现9组19座墓葬,除M64组是一位晋侯和两位夫人外,其余均一位晋侯和一位夫人。根据研究,9组晋侯及夫人墓的时代上限不早于西周早期,下限不晚于春秋早期。9组墓葬的9代晋侯则为《史记·晋世家》中记载的父子相承的晋侯燮-武侯宁族-成侯服人-厉侯福-靖侯宜臼-釐侯司徒-献侯籍(苏)-穆侯费王-文侯仇。这一认识已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同,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极其重要的依据。

  9组19座晋侯墓中有11座保存完好,8座被盗。尽管如此,仍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尤其是那些精美绝伦的青铜器和玉器一经出土就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人们不仅赞叹其高超的艺术价值,同时更为其无可比拟的历史价值所震撼。

  从种类看,晋侯墓地的青铜器品类齐全,食器、酒器、乐器一应俱有。从组合和数量看,晋侯墓地的青铜礼器反映了重食和重乐的特点。如几乎所有的晋侯墓都随葬有食器鼎、簋、甗和乐器编钟,几乎所有的夫人墓都随葬食器鼎、簋而无甗无编钟。从青铜器铭文看,晋侯稣钟铭文长达355字,最短的单件器铭文也有5字(晋侯温鼎),这些铭文记载了以往未曾发现的晋侯之名或字和多种记时历日,是研究晋侯世系和西周天象日历的重要资料。从造型纹饰看,晋侯墓地青铜器形制多样,仅鼎的造型就有圆鼎、方鼎、温鼎;立耳鼎、附耳鼎、无耳鼎;柱足鼎、蹄足鼎之分。青铜器纹饰繁缛与简朴并行,平面与立体交叉,别具一格,充分体现了晋国青铜艺术的高超境界。

  晋侯墓地的玉器,按照使用功能的不同,大致分为礼玉(包括瑞玉、祭玉)、装饰玉、葬玉三大类;按形制可分为几何形、像生形、像器形等。礼玉类包括玉戈、玉钺、玉璧、玉圭、玉罍、玉鼓等。尤其是玉罍、玉鼓为西周玉器首见。装饰玉包括各类组佩玉和其它各种装饰、佩饰玉,这是晋侯墓地玉器中数量最多,也是最为精彩的品类,取材广泛新颖,造型优美自然,反映了西周治玉业的高超水平。如M63:41一组由玉璜、玉珩、冲牙、玉管、料珠、玛瑙管组成,共计204件,其中的玉璜数量达到45件,气势宏魄,非同一般,玉饰上的纹饰精雕细琢,姿态各异,有双龙纹、双首鸟纹、人龙合体纹等,尤其组佩下端的两件玉雁,昂首展翅,栩栩如生,更增添了此组玉佩的精致与豪华。这类大型组佩饰雍容华贵,富丽堂皇,为认识西周时期的佩玉制度提供了确凿的依据。肖生类装饰玉器小巧玲珑,种类繁多,包括了现实生活中的人和常见的各种动物,它们大多数结构准确,制作精美,惟妙惟肖,具有极强的线厘米,暗绿色,披发,浓眉,大眼,阔鼻,身着高领衣,右衽,束腰,裳呈梯形,前有垂叶形蔽膝,领、腰、裳周边饰交叉斜格纹带,衣饰华贵,应为贵族身份写照。晋侯墓地出土的葬玉包括了缀玉覆面、玉琀、玉握、踏玉等,其中以缀玉覆面最为精致,如M62:20,共由48件玉饰组成,面部五官采用24件形状各异、雕琢精美的玉饰,尤其额角的虎形饰,曲腿蹲踞,回首观望,颇具动感,整组覆面色彩斑斓,夺人眼目。

  1988年3-10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太原市文管会在太原南郊金胜村西北发掘的晋国赵卿墓是迄今所见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的晋国高级贵族墓。该墓为积石积炭的大型木椁墓,竖穴土圹,口大底小,形若斗状。墓口东西长11、南北宽9.2,墓底长8.8、宽6.8、深约14米。椁室里放着墓主人套棺,四个殉葬人及各类随葬品。随葬品种类丰富,共计3100余件,有青铜、黄金、玉石、骨、陶和蚌类。其中以青铜器最多,计1690余件,按用途可分为礼、乐、兵、御、工具、装饰、构件及饰件八类。青铜礼器是随葬品的核心,共有110余件,主要器类有鼎、豆、壶、鉴、盘、鸟尊、灶等20多种,仅鼎就有8种27件,造型丰富,古朴浑厚。青铜乐器为一套19件的编镈,可分为夔龙夔凤纹和散虺纹两组,形体高大,豪华气派,整套镈可奏出38个音,形成六个八度半的整齐音列,旋律优美,清澈悦耳,填补了我国音乐史上的一项空白。赵卿墓的兵器多达500余件,器类有剑、戈、戟、钺、矛、匕、斧、镞等,绝大多数兵器仍锋利如初。玉石器除石磬外几乎全是玉器,多出于棺内,种类有璜、瑗、环、琮、佩、玦、圭及玉龙、玉虎等,制作精美,赏心悦目。

  赵卿墓北7.5米有一座陪葬车马坑,由车坑和马坑组成,平面呈曲尺形,面积约150平方米。马坑从北向南放置46匹马,车坑内的车分两列从西向东放置,共有16辆车,均为木质实用车,宏伟壮观。车的种类多达七、八种,按车舆形态可分方形与圆形两种,其中圆舆车为国内唯一。

  根据墓葬形制、随葬青铜器形态纹饰、铜戈铭文和此墓位于晋阳古城附近的事实,墓主人应为春秋晚期在晋阳执政驻留的雄霸于诸侯的赵简子(赵鞅)。

  除去以上这些重大发现外,还有许多非常重要的墓葬,限于篇幅不能一一介绍,在此仅能点击,以增加我们对晋国考古的全面认识。它们主要有:1953、1954年洪洞坊堆村发掘的西周遗址和墓地,发现了带有刻辞的卜骨。1958年和1961年发掘的万荣庙前春秋墓,出土了两件错金鸟篆铭文王子于戈的吴国青铜戈。七、八十年代发掘的闻喜上郭村与邱家庄的西周至汉代墓葬,其中1989年出土了刖人守囿六轮青铜挽车,堪称青铜器艺术的珍品。1983年发掘的潞城潞河7号春秋墓,随葬品多达500余件,其中青铜器170余件,玉石器170余件。七十年代发掘的长子县春秋7号墓,共获各类随葬品500余件。1987年发掘的临猗程村春秋墓地,清理墓葬52座,车马坑8座,共获随葬品1500余件。1978年发掘的浑源李峪村春秋墓,该墓地为春秋时期代国墓地,1923年曾发现过数十件青铜器,大部分流于海外,仅少数为上海博物馆收藏。1964年原平峙峪村发现的东周墓,其中有一件珍贵的吴王光剑,是晋吴两国友好往来的见证。六十年代发掘的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尤其是东西并列的M269、M270,随葬有大量的青铜器,一直被视为春秋中期的标准墓葬。1999年长子县鲍店镇发掘的东周大墓,随葬品180余件,其中青铜礼器30多件,仅铜鼎就达12件,是山西近年发现的有关晋国的重要墓葬。

  以上这些晋国重大和重要的考古发现涵盖了从西周早期到战国晚期的历史阶段,是我们认识和研究晋国历史的珍贵资料。正是由于这些重要的发现,才使我们逐步廓清了晋国的历史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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